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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如果气候变化在道德,经济和环境方面同等重要,那么它就不再如此</p><p>道德已从关注中消失</p><p>经济学家长期主导气候变化话语</p><p>罗斯·加纳特(Ross Garnaut)在2007年坚定地将澳大利亚置于这一课程之上,并提醒我们通过最近发布的最终报告,我们将继续优先考虑气候变化经济学</p><p>与最近发布的气候委员会报告一样,气候变化科学现在用于支持澳大利亚联邦政府选定的经济政策</p><p>即使是环保运动也在关注“变革”的机会</p><p>在最近的“Say Yes”电视广告活动中,有一半发言者谈到了澳大利亚目前对气候变化提出的应对措施所带来的经济和金融变化</p><p>该战略似乎是淡化环境要求</p><p>与此同时,气候变化的道德仍然是学院的领域,偶尔的公共思想家和个人的痛苦</p><p>现在很少有人提醒澳大利亚人需要为气候变化战略贡献“公平份额”</p><p>但是,我们努力的公平和道德将很快成为关注的焦点</p><p>如果澳大利亚采用排放交易计划,政府打算在征收三年碳税之后,就会出现这种情况</p><p> “京都议定书”下的清洁发展机制允许具有国际法义务的国家限制温室气体排放,为发展中国家的天然气厂或风力发电场等项目提供资金,并为自己承担减记的减排量</p><p>到目前为止,大多数这些项目都发生在中国和印度,但这些项目的范围和可能性更为广泛</p><p>同样根据“京都议定书”实施的联合执行方案允许同样的项目由其他国家提供资金,这些国家有国际义务减少排放但经济可能较弱</p><p>这些所谓的“灵活机制”使澳大利亚等国家能够在国外以最便宜的方式减少温室气体排放</p><p>它们具有增加世界欠发达地区社区生计的额外好处</p><p>这些机制已经根深蒂固,不太可能很快从法律环境中消失</p><p>它们在国内也基本上没有受到挑战</p><p>例如,被击败的碳污染减少计划法案将使公司能够以最低的成本履行其减排义务,从世界上他们可以做到这一点</p><p>上周Garnaut告诉我们,他建议的碳价浮动价格“将有助于减排量发生在最便宜的地方”</p><p>但是,这些机制是否公平,它们是否真正实现了环境和社区效益</p><p>到目前为止的证据表明它们不是</p><p>这些项目通常是由支持者驱动的,并且发生在全面的气候变化框架之外</p><p>它们建立在没有严格环境法律且没有当地人参与的地方</p><p>这些人将承担发展的负担,但应该从这种形式的“可持续发展”中受益</p><p>这些项目甚至可能不是发展中国家想要的项目 - 或者是大多数需求</p><p>世界银行的报告表明,任何发展效益和能力建设都很低</p><p>然而,最成问题的是,虽然这些项目被分配了名义减排数字,但大多数时候我们并不真正知道它们是否真的减少排放</p><p>然而,我们所知道的是,在澳大利亚等开发商的国家,这种名义排放量将无法实现</p><p>发展中国家永远不会要求任何真正的减排量,因为它们不能被计算两次</p><p>如果国际社会想要保留这个系统,它应该改变它</p><p>澄清排放情况和概述社区发展和能源需求及优先事项的综合国家战略应该是一个先决条件</p><p>作为一个国际社会,我们首先应该倾听</p><p>即使当地法律不要求,也应遵守强有力的环境实践</p><p>最后,